股票入门 “再不改革，10年后美国富人只能去中国看癌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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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进行重大监管改革，10年后，如果一个美国富人想接受最先进的癌症治疗，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去中国。”

当地时间6月10日，美国脑机接口公司Science创始人、马斯克旗下Neuralink前总裁马克斯·霍达克在旧金山举行的Semafor峰会上发出了上述警告。

在他看来，美国正面临在生命科学领域被中国赶超的现实风险，如果不能加快医疗研究和监管体系改革，未来可能会将全球医疗和科学创新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霍达克指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美国应对此“高度警惕”。

作为长期从事脑机接口研究的业内人士，霍达克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今年3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博睿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团队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NEO系统）上市。

欧洲科技新闻网站The Next Web（TNW）本月8日指出，这是全球首次有国家监管机构批准植入式脑机接口设备实现商业化。

这一突破背后，是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中国已将脑机接口列为六大战略性未来产业之一，提出到2030年在脑科学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目标。一批中国脑机接口初创企业在这一战略下由此快速崛起。

一男子正在体验脑机接口的手功能康复训练

报道称，脑机接口竞赛如今已演变为一场地缘政治博弈，中企在中国的政策支持下快速通过审批、使创新成果能够更快进入临床应用，而美国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审批越来越慢的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虽然起步早，发展却越来越受到监管体系的制约。

目前，美国尚无任何脑机接口产品正式进入商业应用，所有植入手术仍局限于科研项目或特殊准入计划。

Neuralink已在研究项目框架下为至少21名患者植入其N1脑机接口设备，首位受试者已展现出仅凭思维即可下棋、浏览网页以及控制电脑光标的能力。不过，Neuralink尚未获得商业销售许可。该公司计划于2026年扩大产能，并实现近乎全自动化的植入手术，但距离获得FDA商业销售批准，现实来看仍需数年时间。

另一家美国企业Synchron的Stentrode脑机接口系统可以通过颈静脉植入，而无需开颅手术，是首个获得了FDA永久植入式脑机接口研究设备豁免许可（IDE）的公司，他们正利用2亿美元D轮融资推进今年的关键性临床试验。

Precision Neuroscience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径，于2025年4月通过FDA的510(k)审批程序，并与美国美敦力公司合作，将其脑机接口技术整合进现有神经外科手术系统中。

过去数十年，美国一直被视为全球脑机接口系统研发的领跑者，持续押注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突破，希望彻底改变医疗技术以及人机融合的发展方向。但没想到的是，最终率先冲过终点线的是中国。

脑机接口是一种能够记录大脑活动或神经元电信号，并据此控制外部设备（如假肢、轮椅或电脑光标）的技术系统，其目标是帮助瘫痪等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恢复行动能力。

其发展长期面临一项艰难的技术权衡：非植入式方案将传感器置于头皮外部，安全性较高，但由于颅骨阻隔信号，采集精度相对有限；植入式方案将传感器直接植入大脑皮层，能获得更高精度的神经信号，但长期来看可能面临电极移位、生物相容性等挑战。

香港《南华早报》3月报道称，Neuralink采取的就是第二种方案，他所面临的挑战凸显了植入式方案商业化的一些安全障碍。2024年，首例患者接受Neuralink植入手术约一个月后，由于85%的植入电极线发生回缩或移位，导致其功能显著下降。Neuralink公司对系统进行了调整，使其能够对剩余的电极做出反应，但电极线回缩仍然是影响长期功能的一个隐患。

而中国第一个获得批准的NEO系统采用的则是一种介于植入和非植入式之间的技术路线。报道称，这一思路被认为与儒家“中庸之道”追求折中平衡的理念相契合，在安全性与精确度之间寻求平衡，使中国团队率先推出了全球首个获得商业批准的脑机接口产品，领先包括美国竞争者在内的所有其他参与者。

在Semafor峰会上，霍达克坦言，脑机接口“听起来很疯狂、很难认真对待”，但其潜在影响极其巨大，以至于很难想象它不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

他表示，未来十年，脑机接口技术很可能成为全球科技竞争“三到四条最重要的主线之一”，而“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其巨大潜力”。

来源|观察者网

延伸阅读

10年前，每年预计有上万名中国有钱人到国外就医，有人拿着大把现金，飞往加拿大、美国、德国或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然而，2026年初，“外国人来中国看病”的话题席卷全球社交媒体，“又快又便宜”成了海外网友给中国医疗的新标签。

“外国人来中国看病”的话题席卷全球社交媒体

比如，英国网红博主艾米（Amie）晒出了本国候诊2年与中国13天诊疗的效率差距，以及3700英镑与298.6英镑的费用鸿沟，这既颠覆了全球对中国医疗的刻板印象，但也引发了部分中国网友对“医疗资源挤占”的担忧。

艾米短视频中出现的清华长庚医院内视镜中心

不过，作为本次讨论热潮中的关键决策者，中国医院的管理者并不担心。

“目前来华就医的外国游客，远未达到挤占医疗资源的程度。”1月中旬，国内首家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天津鹏瑞利医院院长刘丹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

他表示，中国的旅游医疗产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大家真正该思考的是，中国医院是否已准备好接住这波热潮——他所在的医院，在半年前就开始接触海外跨境医疗旅游机构了。

引发讨论的老外来华看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医疗”

“2025年，英国NHS（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全科牙医常规首诊预约期是从4周到两年不等，即便是紧急牙科就诊（疼痛或感染），预约周期也是数天到两周不等。”

刘丹是国内首家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天津鹏瑞利医院的院长，回忆起自己早年在英国留学的经历，他感叹对于习惯了看病要等的外国人，中国当日挂号、当日治疗的服务模式极具冲击力；也是因为有切身感触，他目前选择任职的医院把医疗旅游放在重要位置，希望在未来走进医院的10个人中，有6个是医疗旅游病人。

不过，那些因为在旅游途中产生医疗需求，从而走进中国医院的游客是真正的医疗旅游客户吗？刘丹不那么看。他表示，医疗旅游的核心是以医疗为主要目的的旅游方式。

天津鹏瑞利医院

结合AECOM（艾奕康咨询）发布的《2020中国医疗旅游前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国务院2009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就提到了“医疗健康旅游”，但直到今天，中国的旅游医疗产业——尤其是跨境医疗旅游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

（注：医疗旅游市场规模包括国内异地医疗旅游及跨境医疗旅游两个部分）

记者在采访中得到的一组数据也显示，在一家知名医院国际医疗中心门诊患者中，外籍患者占比不足5%，全院范围内选择国际部的外籍人士亦仅占10%左右，其余90%的外籍人士均通过普通门诊完成诊疗。

但是，“老外来华就医”的热潮足以让刘丹等从业者感到兴奋了。中国医院协会国际医疗服务专委会发布的《2024中国国际医疗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共有57个城市的850家医疗机构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包括公立医院303家，社会办医院167家，门诊部380家。

尽管盛诺一家等海外医疗中介机构未被纳入这一统计数字，但它们是中国旅游医疗产业中的重要一环，甚至是最早的一批追风者——几年前，盛诺一家主要帮助中国患者赴海外（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就医，如今却调转战略方向，开始系统性地承接国际患者来华就医服务。

涉外医疗机构不能只靠自然流量要挖掘全球痛点

数据显示，中国涉外医疗机构中，位于北上广深的相关机构数量合计占比53.6%，而其余机构，即便位于天津这样新一线城市，面临的“外来流量”也很不足。

“（来天津旅游的海外游客数量）远不如北京，所以我们不能靠自然流量，走的是和北京机构完全不同的路线。”刘丹告诉记者，天津鹏瑞利医院在2025年7月正式开展海外医疗业务，Facebook账号在2025年9月底正式开始运营，英文官网则在2025年11月正式上线，医院希望借助这些渠道，在240小时落地签的政策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把海外患者引流到国内来。

自2025年起，刘丹便频繁参与和海外跨境旅游机构的沟通洽谈，先后对接过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多国中介机构，今年1月下旬，他还专门接待了一家来自欧洲地区的医疗服务中介机构。在他看来，与中介机构合作的核心是精准把握不同国家的医疗痛点，打造差异化的服务产品与服务包。

具体来说，在严肃医疗领域，医院的核心目标客群集中在周边国家，包括蒙古、俄罗斯、中亚各国及中东地区。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医疗技术、服务体系等软件配套，这些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与中国存在一到两代的代际差距，而当地具备消费能力的群体，本就有出国就医的刚需。以俄罗斯患者为例，他们多选择前往欧洲、德国、新加坡就医；蒙古患者则常赴韩国、土耳其、日本、泰国接受治疗，却极少有人选择中国。

而在消费医疗领域，刘丹将目标客群设定为欧美国家患者，核心吸引力在于“高性价比”。“目前海外人士对肿瘤这种严肃医疗项目，比如重大疾病诊疗指南、专家资源的认知，还是以欧美为主，（中国严肃医疗）想吸引欧美患者，难度很大，这需要时间和市场渗透。”

发展医疗旅游产业仍待打破偏见、补齐配套短板

根据《报告》，全球四个权威机构对全球医疗旅游目的地进行排名，中国均未上榜；从特色医疗旅游项目及游客量看，中国的中医项目游客仅1万人。

然而，这并没有实际反映中国医疗技术的现状。据刘丹介绍，我国医疗技术已在多个核心领域具备优势：在骨科等各类微创手术治疗上，技术水平与国际全面接轨，且凭借庞大的临床基数，手术经验更丰富、治疗方案更多元；在肿瘤治疗领域，国内医疗团队的化疗方案制定、手术术式创新以及MDT（多学科会诊）联合诊疗模式均表现出色，从前期诊断、化疗、手术、放疗，到后续生物技术创新治疗方式的应用，已搭建起完整的全流程诊疗链条。

尤其是生物治疗领域，目前全球仅中美两国处于行业领先梯队，其他国家在相关技术路线与治疗方案的选择上，远不及中国丰富。以“百万抗癌针”CAR-T细胞治疗为例，国产疗法数量占全球获批的半数以上，最新定价已降到20余万元人民币。

那么，中国的旅游医疗产业为何没有发展起来呢？刘丹认为，传统认知的问题排在首位。“很多外国人有在中国的朋友，用中国手机、买中国商品，却不相信中国医生能治好他们的病。”

另外，中国医院的国际医疗配套措施尚待补齐。刘丹告诉记者，英国政府会给本国公民推荐海外就医的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通过国际医院评审认证、具备英语服务能力、服务模式符合外国人的就医习惯。目前符合条件的基本是公立医院的国际医疗部。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国际医疗中心主任曲贞则告诉记者，文化与语言隔阂也是一大挑战。比如，中东患者对女性隐私高度敏感，要求清真餐饮、专用洗浴设施；部分家庭由男性主导医疗决策，医护人员需调整沟通策略。对于这些已经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北大国际医院国际医疗中心已经进行完善，包括在病房加装淋浴喷头，主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员工的跨文化服务能力等。同时，此类精细化服务持续向普通门诊延伸，以期满足来自国内外患者更多的软性需求。

在刘丹看来，中国涉外医疗机构应该主动打破信息差，抓住本次旅游医疗发展机会，而不是被“医疗资源挤占说”捆住手脚。他告诉记者，目前来华就医的外国游客远未达到挤占医疗资源的程度；未来，如果中国的旅游医疗市场形成规模，政府有关部门会指导涉外医疗机构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市场从业者和决策者，我们要清楚，开放带来的好处远大于它带来的问题，不能因为一点问题就停滞不前。”刘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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